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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文人章太炎論讀史 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

章太炎(1869―1936)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國學大師,被胡適稱為清學殿軍、古文最後的“壓陣大將”。他的一生,讀書、革命、講學是貫穿始終的主線。說到革命,則先後“七被追捕,三入牢獄,而革命之志,終不屈撓”,堪稱民國元勳,魯迅先生譽之為“先哲的精神,後生的楷範”。說到讀書,他博覽經史,學問之富,一時無出其右。而講學更是他的本業,一生 4次集中講學,晚年在蘇州開辦章氏國學講習會,門生遍天下,且多有成就。

民國文人章太炎論讀史 不讀史書則無從愛其國家

章太炎學問專長在經學,尤其是其中的國小,深得乾嘉學派精髓又有過之。作為學問家的章太炎,其學術態度,是“學以求是,不以致用”的“為學術而學術”的態度。但他又有作為革命家濟世救人的一面,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關注家國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種種現實,併發而為議論。這議論中,談史、談掌故,是一大內容。

出於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,他在很多演說中都鼓勵國人尤其年輕人去讀史。他本人尊崇晚明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人,正是在閱讀他們著作的過程中,萌生排滿革命的思想,也就是所謂的“革命種子得之歷史”。而時人也多認為他“神似”晚明遺老,如蔡元培先生在給他的輓聯中就有“後太沖炎武已二百餘年,驅韃復華竊比遺老”這麼一句。章太炎推崇他們既懂學問,又能辦事的精神。

在章太炎看來,“不讀史書,則無從愛其國家”,“昔人讀史,注意一代之興亡,今日情勢有異,目光亦須變換,當注意全國之興亡。此讀史之要義也”。因而不難理解,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學的講演中,在當時“九一八”事變之後的危難之秋裡,他要刻意地強調“今日切要之學是什麼?曰歷史也”。他對青年學生說:“現在的青年應當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的人,現在的中國處在什麼時期,自己對國家負有什麼責任。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答覆”。他認為讀史可以“使閱者得知國家強與弱的原因,戰爭勝敗的遠因近因,民族盛衰的變遷,為人生處世所不可須臾離者”。他把歷史比成“棋譜”,如果“據棋譜以下棋,善運用之,必操勝算;若熟悉歷史,據之以致用,亦無往而不利也”。他痛恨當時有人昧於史實,竟有“棄了東三省”的論調:“附庸之國與固有國土本有區別,歷史已詳告我們。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視東北三省,而盛唱‘棄了東三省’的論調,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……考東三省原為中國固有的版圖,漢謂之突厥,宋謂之遼金。漢去今日已遠,姑不論,即以明清論之,明清兩代東三省皆為我國固有之版圖,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國土為附庸之地,其害較不讀經書為尤甚”。也正因此,他痛切地指出,歷史之於國人來說,“就是我的掌故,我的家譜,他人得之雖然無用,而我不得不備此物,若欲為國效力,這本老家譜是非研究不可”,而“今之青年既知史志為切要矣,當視為新發現之寶物去日夜看他才好!”

歷史如此重要,怎麼個讀法合適呢?與經世致用直接相關的,章太炎認為,“應注重制度、地域變遷的沿革,治亂之原因。閱之甚易,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經驗,非若治軍須戰略與操練並行也,故其成就亦易”。從他學問大家的眼中來看,讀史籍比之讀經書自然要顯容易很多。但一般讀者的程度終究有限,因而,他以為如果覺得史籍太繁瑣,那麼至少讀《資治通鑑》是簡而易行的。而《通鑑》之外的《通考》(《文獻通考》,元馬端臨著)、《通典》(唐杜佑著)以及講述歷代地理沿革的《讀史方輿紀要》(清顧祖禹著)也為他所重(但他認為《通典》古拙,可以不讀)。他自己是深得益於這“三通”的,曾說:“餘所持論不出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、《資治通鑑》諸書”,並舉例說:“政治之學,非深明歷史不可”,“歷代知名將相,固有不讀書者,近若曾(國 藩)、左(宗 棠)、胡(林翼)輩亦所謂名臣者矣,然其所得力,曾在《通鑑》、《通考》,左在《通考》,胡在《讀史方輿紀要》而已,況程功之過於是者乎?”“三通”加起來500卷,按他說法,“一日看兩卷,二百五十日可畢業”。真是直截明快,讀書人本色,也發我們深省。不少領導幹部以工作繁忙為由少讀書,實則往往成為藉口。

或者有人說,史學會不會太專門,上手不易?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,在他看來,“歷史之學宜自修,不適於講授”。因為史籍那麼多,全憑講授是遠遠不夠的,即便講一些《史學通論》、《史學研究法》之類,如果不去自己讀,沒有基礎,也是白講。所以是,史學的知識,學校中除了講授必要的史學條例外,更多還是要靠自修得來。而且“史的文理易明,不像經的訓詁難通”,“費三年之功,一部廿四史,即可看全”,所以他反覆申明:“這一門,宜於自修,不宜於講堂上講解”。對於史學是否適合學校講堂上的講授,先不去議論,但他提倡的這種紮實讀書的精神,尤其為我們指明讀史是可以切實上手、靠自修得來,則仍然很有教益,也打消了我們心中潛藏的各種畏難情緒。當然,現在的情勢,又遠非太炎當日可比,讀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內容,且又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,我們的讀史以及對歷史的認識,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長進才是。但他篤實的學人之風,始終值得我們景仰,這一點,恐怕是不會過時的。